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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光辉实践

作者:秦皇岛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 张玉华

2019年11月01日  来源:民主法制网

刚刚闭幕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提出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明确提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根本政治制度。这对于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优越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我们党带领人民经过艰辛探索得以确立的。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瑞金苏维埃代表大会、到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参议会、到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华北解放区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确立与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相适应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走过了光辉而不平凡的路程,其中倾注了我党几代领导人的远见卓识和伟大智慧。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作了深刻的概括,他说“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是深刻总结近代以后中国政治生活惨痛教训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中国社会一百多年激越变革、激荡发展的历史结果,是中国人民翻身作主、掌握自己命运的必然选择。” 

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和实践的开拓者。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建立人民政权形式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构想和理论。他指出,“至于所谓‘政体’问题,那是指的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政府。”对于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毛泽东在1945年4月《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只有这个制度,才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 1948年9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建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强调新中国不采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不搞三权鼎立,也不照搬苏联的苏维埃政权形式,而应该实行基于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由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但中央要求地方普遍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毛泽东在1950年6月《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中提出,“必须认真地开好足以团结各界人民共同进行工作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人民政府的一切重要工作都应交人民代表会议讨论,并作出决定。” 经过三年过渡和普选准备,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的首要任务是通过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称“五四”宪法。“五四”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的权力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次会议上,刘少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国家的大事不是由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来决定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既规定为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一切重大问题就应当经过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并作出决定。全国性的重大问题,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和决定,在它闭会期间,经过它的常务委员会讨论和决定;地方性的重大问题经过地方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和决定。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就是这样能够对重大问题作出决定并能够监督其实施的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和宪法的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正式实行,为建立体现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民主政治制度,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根本保证。

“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遭到严重干扰和破坏。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拨乱反正,领导人民在“五四”宪法基础上制定了现行宪法(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现行宪法进一步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并完善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规定在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赋予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和颁布地方性法规权,还规定各级人大代表由等额选举改为差额选举、县一级人大代表实行直接选举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坚持和完善,为我国新时期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的民主法制环境,促进了人们思想解放和社会生产力发展。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面对国际国内复杂形势,邓小平在1987年4月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明确提出,“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这种体制益处很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针对西方国家西化、分化我国的图谋,邓小平1989年6月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中指出“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我们要坚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而不是美国式的三权鼎立制度。实际上,西方国家也并不都是实行三权鼎立式的制度。”党的十四大后,党的历次代表大会都对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出部署。十四大报告提出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立法和监督职能,更好地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十七大报告提出,支持人民代表大会依法履行职能,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等。其间,全国人大制定立法法、监督法,健全完善了人大代表选举制度、立法制度和监督制度,2010年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坚持和发展,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跨入二十一世纪。

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党情国情世情的深刻变化,习近平总书记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宏伟战略出发,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形成新的认识,作出新的判断和部署。 他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支撑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根本政治制度。新形势下,我们要毫不动摇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要与时俱进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政治制度安排,必须长期坚持、不断完善。要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健全人大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支持和保证人大依法行使立法权、监督权、决定权、任免权,更好发挥人大代表作用,使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成为全面担负起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的工作机关,成为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代表机关。”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加强对人大领导和顶层设计,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健全立法、监督工作向党委请示报告制度,完善有关专门委员会设置和职能,加强对宪法法律实施监督,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完善备案审查制度,健全人大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制度、各级政府重大决策出台前向本级人大报告规定,设区的市积极行使国家权力机关赋予的地方立法权,加强县乡人大工作和建设,丰富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实践特色和时代特征,为推动党中央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推动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和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障。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伴随着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也经历了六十五个春秋。实践证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无比的优越性。在新的时代,长期坚持、发展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不仅是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迫切需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在新的奋斗征程上,必须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作用,继续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牢牢把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掌握在人民手中。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

(责编: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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